李苦禪年輕時投師于齊白石，生活無著，靠拉洋車求溫飽。某日拉車到王府井大街，路過一家書畫店，恰遇齊白石從店里出來，李苦禪拉車想躲開，卻被齊白石喊住：“苦禪，還不過來，送我回家。”李苦禪慌忙說：“我給老師丟臉了……”齊白石正色道：“丟誰的臉？誰不知我是魯班門下出身？靠勞動吃飯不丟臉。”他叫李苦禪把租來的洋車退掉，讓他搬到自己家，騰一間廂房給他住，并挑出他的幾幅畫，親筆題款，送去畫店。畫上有了大師的墨寶，熠熠生輝，被爭搶一空。李苦禪脫離困境，從此一心一意學畫，盡得老師的藝術(shù)精髓。

　　齊白石初來北京時，也困頓不堪。租不起房子，住在法源寺，畫價低得可憐。《白石老人自述》中，他敘述：“我的潤格，一個扇面定價銀幣兩元，比平時一般畫家的價碼便宜一半，尚且很少有人問津。生涯落寞得很。”受美術(shù)大家陳師曾鼓舞，他“衰年變法”，歷經(jīng)十載，自成一格，畫風全新，但他卻仍被孤立于北京畫壇之外。守舊的畫家譏誚他的畫為“野狐之禪”“俗氣熏人”，雖然佳作迭出，卻很難出手。

　　杰出的藝術(shù)家和美術(shù)教育家徐悲鴻，1929年來到北京，就任北京大學藝術(shù)學院院長。他一眼就看出了齊畫的藝術(shù)價值：格調(diào)清新，妙法自然。在畫展上，率先把“徐悲鴻定”的字條掛在齊白石畫下。此后，他為齊白石編畫集、寫序，送到上海出版，又聘請他為教授，并每日派馬車去接。車輪碾過胡同的石板路，蹄聲，驚醒了京城的清夢。

　　徐悲鴻對學生說：“齊白石可以和歷史上任何一位丹青妙手媲美，他不僅可以做你們的老師，也可以做我的老師。”他高調(diào)地將齊白石推上了藝術(shù)的高臺。齊白石在給徐悲鴻的一首詩中，感言：“我法何辭萬口罵，江南獨傾瞻徐君。”在給他的一封信里更說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徐君也。”感念之深，發(fā)自肺腑。

　　不獨齊白石，傅抱石也深深得益于徐悲鴻。當青年傅抱石彷徨于生計和藝術(shù)的十字街頭時，徐悲鴻決然把他拉向藝術(shù)之途，極力肯定他的畫作，堅定他的藝術(shù)人生，并資助他東渡日本留學。傅抱石學成歸國，與齊白石齊名，“南北二石”在中國畫界交相輝映。

　　那么，誰又是徐悲鴻背后的大師呢？徐悲鴻早年客居上海，地產(chǎn)大王哈同征集倉頡的畫像，為了生計，徐悲鴻精心畫了一幅應(yīng)征。哈同請康有為鑒定，康看過后，為之激賞。康有為學養(yǎng)深厚，維新失敗后，專心治學，后游歷歐洲，學貫中西，為一代國學宗師。他不唯文理經(jīng)史，書畫亦是大家，學子仰慕。很快，徐悲鴻與康有為建立了師生關(guān)系，成了康有為的“入室弟子”，住在辛家花園康宅，康有為拿出自己珍藏的古今善本圖書、繪畫、金石、碑帖、雕刻，供徐觀覽，并一一講解。在老師的指點下，徐悲鴻造詣日深。

　　康有為常在花蔭下喝茶，手捋胡須，觀看愛徒屋內(nèi)用功。納徐悲鴻為弟子，是他晚年最為得意之事。此后他又動用京師人脈，輾轉(zhuǎn)促成徐悲鴻公費留學法國。

　　康有為是最早提出“美術(shù)革命”的人，他改革中國畫的思想對徐悲鴻影響甚深。徐悲鴻美術(shù)觀念的形成，并最終成為中國現(xiàn)代美術(shù)事業(yè)的奠基人，康有為的作用絕不可低估。

　　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，除自身的天賦和努力外，站在背后鼎力支持他們的“伯樂”功不可沒。